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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防衛終于“正當”

作者:宣言采編發表日期:2019-03-04 10:08:00

 來源;《公民與法治》284期

  

2018年9月1日,昆山警方和江蘇省檢察院同時發布了“8·27”于海明致劉海龍死亡案的通報:昆山市公安機關以于海明的行為屬于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為由對該案作出撤銷案件決定。 

【案情】 

2018年8月27日21時30分許,劉海龍駕駛寶馬車在昆山市順帆路路口,與同向行駛的自行車主于海明發生爭執,后劉海龍從其所駕駛的車輛中拿出一把砍刀(管制刀具),連續擊打于海明,后砍刀掉落,被于海明搶過來反砍了劉海龍數刀,劉海龍身受重傷,經搶救無效死亡。 

昆山警方根據偵查得到的事實,并聽取了檢察機關的意見建議,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 “對正在進行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于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之規定,裁定于海明的行為屬于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公安機關依法撤銷于海明案件。 

通報發出后,瞬間刷爆朋友圈,無論是不是從事法律行業,都在為昆山警方點贊、為江蘇檢察機關點贊。在大家轉發通報的配文中,用到的最高頻的詞是:“有擔當!”“令人欣慰”,以及江蘇檢察機關在《為什么認定于海明的行為屬于正當防衛?——關于昆山“8·27”案的分析意見》中所說的兩句話: 

“合法沒有必要向不法讓步。” 

“正當防衛的實質在于‘以正對不正’。” 

有人說,這是注定被人們銘記的一天;也有人說,這個案件必將載入中國司法的史冊,成為未來的標桿。的確,從8月27日開始到9月1日,6天的時間里,無數人參與了這場關于于海明的行為到底是不是正當防衛的大討論,雖然大家都在聲援于海明、都支持認定屬于正當防衛。但在很多人的心里,尤其是法律人的心里,一直還在隱隱擔憂:以過往的經驗來看,被認定防衛過當的可能性更大吧,如果能判個緩刑就已經是一種勝利了。 

為什么案情如此清楚還會有這樣種種擔心呢? 

【評析】 

根據我國刑法相關規定,正當防衛應當符合以下條件:一、起因條件,正當防衛的起因必須是客觀存在的不法侵害。二、時間條件,即不法侵害正在進行當中。三、主觀條件,具有防衛意識。即防衛人要認識到不法侵害正在進行,且其防衛行為是為了制止侵害、保護合法權益。四、對象條件,即防衛行為是針對不法侵害人進行的。五、限度條件,即防衛行為不能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否則構成防衛過當。應當承認,這樣的一個理論框架在邏輯上沒有太多不足之處,也符合現代刑事司法原則的要求。但是,正是這樣一個邏輯上看似完美的概念,加上其他因素的影響,使得正當防衛的認定在實踐中無比困難。 

我們舉一個僅僅一年前發生的與本案極其相似的案件作為例子: 

2017年4月6日19時許,在富錦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隊事故中隊一樓走廊內,黃海龍與當地人馮思鋮因為他人處理交通事故賠償事宜發生口角,馮思鋮用隨身攜帶的尖刀將黃海龍腹部刺傷(后經鑒定輕傷二級),黃海龍迅速奪過尖刀,慌亂中還擊,不慎刺中馮思鋮肩部,導致其受傷死亡。 

法院判決認定,黃海龍構成故意傷害罪。事件發生后,2017年4月7日黃海龍被刑事拘留,4月18日被富錦市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2018年4月10日,富錦市人民法院經審理作出(2018)黑0882刑初9號刑事判決,“被告人黃海龍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這份刑事判決書還顯示,“宣判前,原、被告雙方就民事賠償自行達成和解并履行,原告方撤回附帶民事訴訟”。 

“無訟案例”收錄的433萬份刑事裁判文書中,采取“正當防衛”辯護策略的有12346篇。最終,法院認定正當防衛的有16例,正當防衛辯護的成功率僅為0.13%(萬分之十三)。最高法院裁判文書網的數據也大致如此。 

在極低的正當防衛辯護成功范例中,還包含相當比例的自訴案件。也就是說,公訴案件正當防衛辯護的成功率甚至低于0.13%。 

為什么正當防衛辯護的成功率如此之低?時間條件的存在和限度條件判斷的結果導向,是我國司法實踐中束縛公民正當防衛權的兩大繩索。 

雖然刑法理論對正當防衛時間條件和限度條件在邏輯上沒有太多問題,但操作起來則非常困難,對防衛人也非常苛刻,客觀上限制了正當防衛的成立。為了準確認定正當防衛行為,正當防衛的時間條件應采取直接面臨說,在面臨迫在眉睫的威脅時即可以采取防衛行為,例如為了殺人而侵入他人住宅的,在侵入住宅時即可以采取防衛行為。侵害行為的結束時間也應以加害人喪失侵害能力為準:在加害人被制服前可進行正當防衛,在加害人逃離現場過程中,仍應當明確允許進行正當防衛,因其具有再次實施加害行為的可能。正當防衛的限度條件應當以保護法益所必須為標準。只要是保護法益及制服加害人所必須,不能機械要求防衛強度必須與侵害強度相當——一般來說,防衛強度要大于侵害強度,否則無法壓制侵害行為。一律要求防衛強度等于侵害強度,實在是對防衛人的防衛能力提出了難以企及的要求。因此,防衛強度超過侵害強度并不必然超過了必要限度。同時,防衛過當不僅是防衛行為超過必要限度,還應當是明顯超過并且造成重大損害,即使屬于防衛過當,也應當以過失犯罪論處。 

由于正當防衛的情形千差萬別,每一宗正當防衛案件均有各自的特點,立法者才會采用抽象、提煉的方式對防衛限度進行規范,但這并不意味著抽象的防衛限度標準在司法實踐中的難以把握。很多時候,司法者之所以對正當防衛必要限度的把握過于苛刻,就像本案中黃海龍的防衛行為非但沒有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反而時間條件與限度條件均適當,也會在司法實踐中引起如此大的分歧。 

不是因為現有立法標準無法為司法實踐提供正確指導,而是因為現行辦案體制下的檢察官、法官常常不得不考慮更多案外因素,如被害人家屬是否會上訪、是否會影響到公檢法三家的關系,以及改變定性所需程序性事務帶來的壓力等等。 

而一些具體標準在司法實務中很方便操作,司法者只需對號入座即可,斷不會在客觀標準前考慮更多其他案外因素。然而,就立法與司法關系而言,立法的明確有助于司法實踐,同時立法應保留一定的自由裁量權,給司法一定的執法空間。 

立法者不能因為司法人員本身的原因,而解決正當防衛司法實踐中具體的細節問題,這樣不僅會浪費寶貴的立法資源,而且會限制司法人員自身業務能力的提高。法律人的才能主要不在認識制定法,而正是在于有能力能夠在法律的——規范的觀點之下分析生活事實。只有在規范與生活事實、應然與實然,彼此互相對應時,才產生實際的法律:法律是應然與實然的對應。判斷者的目光應不斷地往返于大小前提之間,使刑法規范與生活事實交互作用,從而發現法律、做出判決。具體到寶馬男案,對于這種自然犯,自然正義與法律正義應該是最容易對標的。 

法律的真正目的是誘導那些受法律支配的人求得他們自己的德行。不論哪個時代,如果在法庭上和在教室里進行的各種闡釋理論所產生的意見分歧太大,那么法律就會失去力量。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東西也都不會再有力量。 

我們為昆山警方點贊,為本案處理結果歡呼,是因為這樣的結果,不僅僅體現了昆山警方和江蘇檢察機關的擔當,更體現出他們專業能力的素養。這樣的結果,不僅意味著于明海可以正當防衛者的身份回到家人的身邊,更是為日后的中國確定了一個可以借鑒、參考的案例。它讓遇到不法侵害的人們可以勇敢地去反抗、去戰斗;也讓那些試圖想使用暴力侵害他人的人知道還有一種叫“正當防衛”的法律規定,會讓他們付出慘痛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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